孔子的军功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阶级、民族矛盾,封国与王朝、封国之间的矛盾,都汇集到一起。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于是战争频繁,斗争不已。仅《春秋》记载,在242年当中,就发生大小483次军事行动(孔子作《春秋》自公元前722——481年)。因此,当时的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军事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在这方面当然也不例外。对于军事领域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孔子都给予了应有的注意,进行了比较明析的阐述,形成自己内涵丰富的军事理性认识,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军事文化遗产。
为治而战，为礼而战，是孔子战争发动的首要原则。据《论语·宽问》记载：公元前481年，齐国大夫陈恒杀死了齐简公。孔子马上沐浴上朝，请求鲁君出兵征讨陈恒。可见孔子并不反对全部的战争。他极力支持向违反周礼者开战，他主张对那些无辜被灭的诸候“力能救之则救之”，对那些动辄武力欺人以下犯上的诸候“力能讨之则讨之”。
《韩诗外传》中记载着孔子严辞批评陈国投降子民的故事。孔子说他们：“国亡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孔子还说过“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他认为一个人为国而战，为国捐驱是符合礼的。说明孔子非常重视鼓励忠勇爱国，宁死不惜的精神。
慎战尚谋，孔子用兵方法的二元一体。《论语》中说“子之所慎，斋、战、疾。”说明他对战争达到象祭祀上苍先祖和自己疾病一样慎重。可现实中他既重视勇敢气慨，又崇尚谋略智慧。他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他决不赞赏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死打硬拼的所谓勇士。因此：
孔子战争评价及用兵原则可以归纳为：总体上—反战；合于礼—支持；违于礼—反对；操作中—务实。
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说明他坚决主张把军队指挥权收归君王。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各诸候国内部政出多门、甚至政权旁落的现象比比皆是。孔子对这种局面非常忧心。担任鲁国司寇后，他坚持贯彻“强公室，抑私门”政策。当时鲁国正值政出步叔、孟孙、季孙三家，“三分公室”的情势。三家各有地盘、城堡，尤其拥有私家军队。于是孔子提出“堕三都”计划，矛头直指拥有“超标都城及军队”的前述三家。公无前498年，孔子由弱开刀，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先后拆除了叔孙氏的郈城和季孙氏的费城（季氏之城实被公山不狃占据），还亲自指挥申句须、乐倾率兵，打败起兵反抗的公山不狃。“堕三都”事件可看作孔子“兵权归中央”思想的运用。也可以看出，孔子具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
倡导文治，不废武备的兵备策略
孔子任鲁司寇的那年夏天，齐景公派人使鲁，约定两国君主在齐鲁边境的夹谷会见。因鲁国历来拥晋不附齐，齐景公便打算这次武力迫鲁服齐。孔子作为外交官员，准确预见到这齐国的目的及可能手段。并建议说：“我听说外交活动中，须有军事准备，而在战场上，必须以外交手段辅之，文武交互为用。”鲁定公采纳了建议，命左右司马带兵同去，致齐以彻底失败。“礼”是孔子的理想，但他又实用主义地把兵备用于外交，使它成为维护“礼”的手段。
他还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他把足食）发达的经济，足兵——强大的军备，民信——民众的信任，作为支撑国家的三大支柱。这说明孔子具卓越的战略眼光，能入木三分地洞察问题的关键和本质。悟到了“治国，平天下”的真缔。
重视教战，先教后战的训练思想
他非常重视“教战”。在办学实践中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内容，说明他非常重视人的综合素质。“六艺”中“射”和“御”与军事及战争有直接关系，其他“四艺”作为战争者的素质，也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孔子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即戎矣”，他还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民只要经过长期严格训练，随时都可以上战场。没有经过训练而上战场，就是抛弃他们。这种以扎实的训练作为军队战斗力及克敌制胜基础的思想符合军事学客观规律。
总之，他主张建立一支由国君控制，训练有素，战力强大的军队；并使之与国家清明的政治，务实、灵活的外交结合起来；作为支撑国家和民众生存的基本力量。这一思想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为中国封建社会各朝代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