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自此奇公以为可大用的原因是什么

还是《归田录》卷一的一个故事。

“仁宗在东宫，鲁肃简公(宗道)为谕德，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於京师，公往往易服(一作衣)微行，饮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将有所问。使者及门而公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中饮归。中使遽先入白，乃与公约曰：‘上若怪公来迟，当讬何事以对?幸先见教，冀不异同。’公曰：‘但以实告。’中使曰：‘然则当得罪。’公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嗟叹而去。真宗果问，使者具如公对。真宗问曰：(一作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备，宾至如归，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笑曰：‘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然自此奇公，以为忠实可大用。晚年每为章献明肃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数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献皆用之。”

这段故事，读来感人。

其一，鲁肃简公（鲁宗道），为人正直，诚信有加。去喝酒了就是去喝酒了，见皇帝因此迟到，不假掩饰，照直说，有罪自当。将诚置于首位，做人踏实，无所顾忌。当然，无所顾忌的底气，在诚实之下还有才干支撑。所以即便是皇帝召见，因喝酒故迟到，还是敢照直说。现在很多广告说的“先做人再做事”，那做人是不是像鲁宗道君那样有底气，应该考量一下。不过诚实在先还是该肯定的。但一定是本事在手才能真正做到诚实在先的。

其二，诚实在先，还要敢于认账，不要害了“中使”（办事的人）。这点其实很难做到的。因为，往往对办事人这样说了，到了顶头上司那里又变了卦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饮酒之后，有两种状态，一是当着酒友一派豪言壮语，意气风发，满不在乎；但过后一想自己的仕途官运，就会在找出一套“编的故事”来自圆其说，最后闹的事态复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二是始终如一，犹如鲁君。所以，酒后真言不是那么容易一以贯之的。

其三，我所感慨的是鲁宗道的为官清廉。谕德，大致就是谏官，左谕德就是太子的老师。仁宗时鲁宗道就是太子的老师。作为皇太子的师傅，他家里居然“贫无器皿”，连酒具都没有。也许是孤身一人在此，很少自己开伙，经常在外面吃的缘故，那点俸禄就吃光喝光了，没钱置办家业；也许根本就是那点俸禄就只够吃喝，没多少剩余置办家业。不管哪种情形，他没器皿是真，倘若他想置办点器皿，开个口也许不难办到。教太子的老师，如此清贫，廉字当头不假！

其四，做官与做人，和而不同。“和”在知廉耻；“不同”则是在朝为官做事，回家“易服做人”。在市民中，不以官压人，“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这样公平待人，公平入市，自然不会有多吃多占欺压市井的事情发生。即便这样，仁宗还是担心“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这点对于我们现在是很有启示的！

还应该加上一点，鲁君即使喝酒之后仍能明辨是非，坚持原则。“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其中是非曲直非常清楚。喝酒“误事”与欺君“误事”相比，前者必定是小事，也算是非原则行错误，而后者则是可能有误国之嫌的原则性严重错误。喝酒误事，有时是能弥补的，而欺上瞒下铸成的大错，恐怕酿成祸国殃民重大损失。现在许多人为了掩盖一些错误，不惜撒个弥天大谎，保全自己，蒙混过关。这类人与鲁君相比盖有天囊之别！

其实，关于鲁君故事没有完。就上面故事说受到重用，史料记载，他还是受贬了，为何事不知：“鲁肃简贬濮州团练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门不与人接，日阅书数卷而已。室仅容一榻，坐卧其中，欲将终生蔫。人不堪其忧，而公处之裕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