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影响

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对农村、农业、农民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据研究，当时农村存在集市贸易，农村已经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大土地所有者在实践中发现就等量土地所创造的价值而言，园圃经营要高于大罔经营，农产品由此而呈现商品化趋势，千树枣、千亩漆、千亩竹、千畦姜韭等都不是为了自给自足汉代的农业商品率约为30％，因此西汉前期的农业商品率不会低。普通农民也卷入其中，口赋、更赋、算赋等要交纳货币，田租呈现货币化趋势。

不仅如此，私营工商业还通过货币的威力把触角延伸到政治领域，进而影响国家行政政策、法律法规和司法尺度的制定与执行。当时，做官需要拥有一定的资产，汉文帝时张释之就凭借家訾担任郎官，汉景帝还曾为訾算十以上乃得宦而感慨得不到贤才，而且皇帝的赏赐以及大臣间的交际也都是通过货币进行的。

货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有利于私营工商业主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而通过这种途径做官的人又反过来利用手中的权力经营私营工商业，或竭力支持发展私营工商业，或经济犯罪，汉景帝就曾明令禁止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以实现做官成本的迅速回流，这也是私营工商业抑而不衰的原因之一。

司马迁在撰写《货殖列传》时先把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等四大经济区，地区之间发展的独特性为富商大贾酝酿了大量的商机，他们周流天下，互通有无，以都会为中心的各大经济区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军市、关市、边市等各类市场也随之兴起，山西的材竹、山东的鱼盐、江南的菜梓、龙门以北的马牛都因商而通，满足了通邑大都的巨大消费需求。

在利益的驱动下，大商人层出不穷，既有重操旧业的原六国私营工商业主卓氏、程郑等人，也有与千户侯等的新兴私营商业主，这些私营工商业主(特别是原六国私营工商业)一般依靠盐铁起家，他们主要分布在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