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君思想的由来

所谓“忠君”就要忠于自己的君主，“爱国”就要热爱自已的父母之邦。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忠君与爱国显然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君与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然而古代是君主制国家，客观上来讲，君主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而君主也往往刻意强化这样的认识。于是，忠君与爱国具有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在古人口中往往并称。虽然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统一性是存在的，但有时忠君与爱国也会发生冲突。受当时思想的局限，这种冲突往往会给人们带来道德选择上的困境。随着忠君爱国思想的不断发展变化，不同时期的人们对这一困境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忠君的观念。有一次，他与鲁定公谈论君臣关系。定公问道：“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意思是说，君主任用臣下，臣下事奉君主，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呢？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意思是说，君主对待臣下一定要合乎礼仪，臣下对君主应该忠诚。此外，孔子还主张臣下要向君主进谏。据《论语》记载：“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提倡忠君，但他眼中的君臣关系仍是相对平等的。“臣事君以忠”的前提是“君使臣以礼”，而且当君主犯错时，臣下不应表现出愚忠式的顺从，而是应该主动进谏。

战国时期的孟子对君臣关系有着更具体的论述。他在《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他心中，民众的地位是在君主之上的。由此，他明确反对对君主的愚忠。又据《孟子》记载：“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齐宣王问孟子说，商汤曾经放逐夏桀，周武王曾征讨商纣王，这是不是真的？孟子回答说，这是史书上记载的，当然是真的。齐宣王又说，商汤是夏桀的臣子，周武王是商纣王的臣子。他们这样做不是弑君吗？孟子毫不客气地回答说，破坏仁德的就是贼，损坏道义的就是残，贼残之类，都是独夫，而非君主。我只听说过武王征讨了独夫商纣，却从来没有听说是臣子杀死了君主。

可见，先秦时期儒家的忠君思想都是有前提条件的，臣民应该忠于有道明君，也可以诛杀无道昏君。不仅如此，对于忠君与爱国的关系。当时的人们也有着相对客观的看法。

春秋时期，齐国大臣崔抒杀掉了国君齐庄公，有人问相国晏子说：“你打算为国君死难吗？”晏子回答说：“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意思是说，国君的责任是社稷的；臣子的责任也是维护社稷。如果国君是为社稷而死，就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人臣也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和他一块去死。而如果国君不是为了社稷而是为了私欲而死，那么臣下就没有为国君而死的道理。可见，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忠君与爱国相冲突时，臣下应该选择爱国而不是忠君。

秦汉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大一统的时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君主权力较之前也大为强化。这一时期的儒家，为了迎合统治者，积极宣扬忠君思想。西汉时期，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公开宣称“天子受命于天”，应该“屈民而伸君”。随着君主地位的拔高，相对平等的君臣关系被破坏，臣下单方面的忠诚被加以强调。为此，董仲舒提出“君为臣纲”，要求臣下顺从君主。

汉代以后，社会进入大分裂时期，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佛道思想盛行，忠君观念因此大大淡化。到了唐代，儒家出现了复兴的趋势。但接下来又是五代十国的乱世，政权更迭频繁，冯道那种不倒翁式的官员备受推崇，忠君意识更为淡薄。

北宋统一后，儒家才实现了真正的复兴，出现了理学。理学家们鉴于五代时期的混乱，大大强化了忠君思想，将忠君绝对化，提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并将包括忠君在内的纲常伦理，上升到天理的地步。理学家的这种做法，固然有利于防止五代悲剧的重演，然而却有矫枉过正之嫌，以致引起后世的批判。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就将朱熹斥之为“小儒”。尽管如此，随着理学被列入科举考试，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绝对化的忠君观念仍得到到了普遍的推广和遵循。由此也加剧了忠君与爱国之间的矛盾，给人们带来了选择的困境。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岳飞和于谦。

南宋名将岳飞，一生以忠君报国为念。率军抗金十几年，屡破强敌，多有大功。然而就在形势大好，中原光复指日可待的情况下，奉行投降政策的宋高宗却下令岳飞撤军。这样的命令，使岳飞陷入到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如果从命，便是忠君，然而却不能报国。如果不从命，便是报国，却不能忠君。最后，岳飞选择了忠君，抗金的大好局面由此葬送。而岳飞的忠君也没有换回君主的好感，最后仍被杀害。

与岳飞面临同样困境的是明代的于谦，所不同的是，他做出了相反的选择。当瓦剌俘获了明英宗后，他没有受制于忠君的理念，而是以国家社稷为重，拥立英宗的弟弟为景帝，最终保住了京师。然而，这样的选择也没有使他避免悲剧的命运。后来，明英宗复位，将于谦杀害。

在这样的困境中，当事人无论做何选择，似乎都是悲剧。而这样的悲剧，正是君主专制制度所造成的。当然，这种极端化的忠君思想也一度受到批判。明末清初，一度出现了一股进步思潮，使传统的忠君观念受到一定冲击。黄宗羲在其著作《明夷待访录》中，对君主专制大加批判，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时还指出，君臣之间是平等的师友关系，臣下不必“杀身以事君”。

同时期的顾炎武也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声。他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所谓的亡国，实际上是改朝换代，这是君主和臣下应该谋划的事情，普通百姓无需参与。而他所谓的亡天下，指的是仁义败坏，道德沦丧，与今日所说的亡国有几分相似，这种情况下，不仅君臣有责任，任何一个人都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可见，顾炎武也是将忠君与爱国分开来看的，而且他显然认为爱国比忠君更为重要。

黄宗羲等人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然而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它始终没能成为时代主流。对君主的愚忠仍然主导着人们的思想意识。

尽管古人的忠君爱国思想具有种种不足，而且还给人们带来的选择上的困境。然而，做为官场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它大大强化了人们的责任意识和集体意识。从孟子的《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到西汉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再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最后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一不是这种理念的体现。正是出于对这一理念的追求，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我们创造了无数佳话，留下了无数的感人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