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光年间（公元前134—前129年），司马相如为西南夷事上书汉武帝，其中有句话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
汉武帝对这句话颇为欣赏，以至二十多年后又在诏书中将其概括为“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汉武帝自诩为“常人所异”的帝王，其一生所用多为“非常之人”，所做多为“非常之事”，所成多为“非常之功”。故《汉书》赞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
而在这一连串的“非常”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汉武盛世这个“非常之世”。
